《弘化》专访：在平实中践行戒律
时间:2015-03-02 15:54 来源:平兴寺 作者:界诠法师 点击:次
——界诠法师访谈录
本刊《弘化》记者：您认为戒律对于中国佛教的意义在何处？现代社会弘扬戒律，需要注意那些问题？
界诠法师：我们研究戒律，也只能说对戒律有一些了解。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，真正行持也有一定的困难。譬如，戒律规定出家人不能拿钱，那你现在出门不拿钱则寸步难行，所以很困难。
印度的寺院是居士帝王敕建的，现在中国寺院，都得僧人自己去做。我个人感觉，游人出入寺院是一个很大的破坏。寺院毕竟是修行的地方，要保持一定的清净，出家人要去读经、打坐、念佛。然而，游人熙熙攘攘一进来，就得应酬、接待，导致僧人去应对这些事。现在要以庙养庙，寺院不卖票，僧人怎么生存，不得不去做一些服务的事情。这样对寺院，就会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使得出家人无法安心办道，也很少研究经典，这也对佛法传播有一个很大的影响。
以前那种禅堂的静修时代，现在慢慢地远去了；在念佛堂安心地念佛，这种道风也慢慢淡去了。福建几个大的丛林，过去的禅堂是非常有名的。可以说佛教从唐代以后，早期是译场的教育，后来是宗师的教育，在接下来就是禅堂的教育。禅堂教育延续的时间比较长，它是把僧人赶进禅堂。禅堂里不允许说活，只有班首讲话，维那带领大家坐香，那种教育很有效果。一天坐几支香都是统一的，打坐一起打坐，下坐一起下坐，时间排得紧凑，对修行很见成效。 现在禅堂坐香、共修比较少了，道风已经不行了。怎么去复兴？寺院恢复到传统样子已经不可能了，这是时代的问题。
但现在居士学佛倒是挺多的，研究佛学的也挺多，只是从学术上、从文字上了解。真正实修上遇到问题了找谁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现在没有专门的人才，过去有问题找开悟的禅师，他能解决问题。现在找不到，具体的实修问题解决不了，佛教发展就有一定的障碍，慢慢流行的就是“做佛教学问”。现代佛教需要实修的人才，这样的人才哪里找呢？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文革，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佛教受到的伤害是很大的。
我们常常怀念过去佛法兴盛的时代，如明代出现过四大高僧，民国时期的几位大德。比如，像印祖那样念佛实修，弘一大师专门研究戒律并以身作则。佛教发展需要人才，僧才很缺乏。现在社会上研究佛学的不少，我最近看有一部《佛教通史》（赖永海编），这些学者写的东西，研究还是有一定深度，反而出家人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少了，因为他们都去应付其他事情去了。从历史上看，古时国家要对出家人进行考核。五代曾经有一段时间，男众出家要背诵最少三百页以上的经文，女众要一百张以上。这样会杜绝一些问题。清末的旧社会，很多在家人都是没饭吃，混进佛门当和尚。现在不存在这些问题，到哪儿都有饭吃。
目前，市场经济对寺院冲击也是很大。我常说，社会有钱了，对佛教硬件建设来说是好的，但对整体僧人修行是坏事。世俗人有钱，他求两种保险：一种是买社会人身保险、财产保险；另一种就是到寺院来求健康长寿的保险——到寺院来，只要给他念经就好，他认为那就是保险。这么一来，无形当中给非法的僧人带来一定的空间，有人要念经，只要人家乐意就行。国家对宗教是很宽松的，某种程度上使得僧团泛滥。真正人才出不来，蠢才一大堆，从而带来负面影响。 我们在平兴寺只是尽一份自己的力量，安安静静带领大家一起学习、修行。在这里不应付任何经忏佛事，也不出去外面应酬，最多是信徒来做随堂普佛而已。我们每天都在上课、学习，也没有招生，也没有毕业。原则上是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但来的人比较多了，没地方住，我们就会筛选一下。每年来平兴寺安居的不少，今年安居加常住有400多人，平时也有300多人常年在这里学习。冬天我们有共修，念佛、坐香，夏天则以学习为主。过去丛林也是“冬参夏学”这么一个做法。这儿想传戒，要向中国佛协统一申报。我们传戒完全是按戒律里要求去做。也有不少年轻人在这里出家，现在有二三十个预备出家的年轻人。
记者：当年弘一大师要做南山律学院，现在平兴寺律学院已经做好了，请问一下，弘一大师的思想对你有什么影响？
(责任编辑：清凉)法师：很惭愧，我们不能跟弘一大师相提并论，大师是何等身份的人！我们只是对戒律有一些好乐，尽份尽责地学一学。 弘一大师无论是自己的行持还是著作，对律宗典籍的整理，都是十分了不起的。大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自己的见解很少，他只是整理汇编一些材料，给大家带来学习的方便。他在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绘制了一个表格，这样就会很容易看懂，为学律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 我早期亲近圆拙老法师，而圆老曾亲近过弘一大师。据圆老说，弘一大师给他们真正讲的不是太多，有些问题问他，他便解答，平时很少讲。他唯一讲过的是妙莲法师，住在泉州开元寺的。大师很器重他，给他讲过戒律。可是这位法师文革时还俗了，后来又出家，对弘扬戒律没起太大作用。 我人生走到这里也没有计划，只是走到哪里算到哪里。我学戒也是偶然的，一个同学在广化寺学戒，也劝我来学，我说行，那就学吧。学了以后，很欢喜、很高兴，于是走到了今天。 我们就是凭着这么一颗心来做。后来有这么多人好乐来学习，我们寺院就这样的条件和环境，成就大家学习而已。我们要学到怎么样，也没有计划，我们只是要求大家尽力而为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 戒律本来是个人行持的事情，本来是共学共修的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都少不了戒律。“戒、定、慧”三学是佛法的基础，无论你修什么，戒是基础。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，学戒的人少了。道宣律师对戒律做了阐释，后来人就把他看成南山律宗祖师。所以，专门学习戒律的人才研究律宗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此外，中国的一些宗派，如净土宗，连同律宗都不应该称为宗，念佛只是一个法门而已。真正称为“宗”的如华严宗、天台宗、禅宗，它们是有一定的特色和传承。再比如说唯识、中观，是基本教理，研究佛学的基本概念。修其他的法门必须要用性空的思想，知道唯识所现的道理才行，单独修中观、修唯识怎么修？修不了的。 记者：弘一大师当年在世时持戒精严，人称“苦行僧”，你觉得这种行持还适应现在出家人吗？ 法师：当然也适应。不过那种生活毕竟很寂寞，修行本身就很寂寞，然而研究戒律更寂寞。因为佛教现在这个样子，整个僧人对律学的认识是非常缺乏的。 历史上因为禅宗的兴起，尤其是慧能大师讲的“心戒”——即心地法门，很受欢迎。中国人又喜欢简单，慧能大师说“不思善，不思恶”就是最好的戒，人们就认为不需要学习戒律了。 按照弘一大师那样去做是很难，不是不适应的问题，而是本来适应却很少人能去做。比如，像印光大师那样“老实念佛”。很多人觉得念佛很简单，其老实念佛是件很难的事情。印光大师讲：“老实念佛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”其实，一句佛号你念不下去，用功的人，一句佛号一直念，他就会念烦了。和吃饭一样，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，换换口味人们会觉得新鲜，天天一个样很难保持平常心。弘一大师戒律行持非常严谨，他不愿意与大众在一起，觉得不如法。他诵戒也没有与大众在一起，为了达到戒律的要求。他当时想办“律学院”，可是只有十几个人，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办成。 我们现在也不是办律学院，很多人说，你现在办律学院呐。我说，办什么律学院？能来这儿学习，达到学戒的目的就可以，为什么要那个名呢？有那个招牌会带来很大的麻烦，我也不太喜欢那样。 记者：圆拙老法师依止弘一大师，而您又曾亲近圆拙老法师，如今成就了平兴寺律宗道场，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学律、弘律的历程？ 法师：1980年我考上中国佛学院，读完以后又去广化寺，1991年再回到平兴寺。 在中国佛学院，我们是文革以后恢复的第一届学生，我在北京住了五年。中国佛学院毕竟是个学院，我是一个出家人，要过出家人的生活。听说广化寺可以学戒，所以就去了那里。 1985年，我去莆田广化寺亲近圆拙老法师。广化寺在全国比较特殊，赵朴老说是“样板丛林”。我在文革期间是中学生，没读多少书，也没认得几个字，读古文有一定的困难。后来圆老就教我们一些方法，一天读五页，反复地读，这样坚持学了两年。当时福建佛学院在广化寺，圆老让我来帮忙管理兼教学。在广化寺先后住了七年。我在广化寺学戒，《南山三大部》都没学完。当时有五个人在一起学戒，所谓“五比丘”。圆老想劝年轻人学戒，但大家都不学。学戒，一个是文字难学，守戒也比较困难；也没有这个气氛，慢慢地就没有人学了。 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，我又回到太姥山平兴寺——我是1978年在这里出家的。文革后期，平兴寺这片地方还是个农场。文革开始时，县统战部把一些僧人集中在这儿办了一个农场，叫“佛教徒茶场”，种茶、种树、种药材。我返回的时候，只有三间屋子。当时出家人不是穿僧装，而是穿俗装，完全是从事生产劳动。我在这儿第一年还帮记工分，那时候也没信徒，没有任何供养，完全是靠自己劳动维持生计。 1992年前后，台湾有一个法师想在大陆办僧伽教育。找到我，我很不客气地回绝了，当时办僧教育几乎都是不成功的，说得更难听一点是失败的。不过，现在还好一些。后来那个法师亲自过来找我，我说：“要不，谁愿意学就学，来山上不怕寂寞的，路也没那么好，都是泥巴路。”他说：“行啊，你就成就人家学习吧。”于是就开办了“普隐学堂”，学堂半天干活，半天学习。“普隐”的意思就是做个普通的僧人，把所有功德都隐藏起来，不要彰显。 1994年，我不想办了，因为太辛苦，生活也很困难。一个月给僧众每人10块零花钱，就是10块钱有时也发不出来。粮食自己种，蔬菜也自己种，只需要买些配料而已，生活很简单。到了春天山上长了竹笋，就打竹笋，大家就吃这个东西，生活条件很艰苦。就在下半年，突然来了几个比丘要跟我学戒，我说：“还学戒？人家都不学了，你们还要来学戒？要学，你们自己学吧！”他们说没书，我就帮他们找了一些书。 这一年，圆拙老法师、妙湛老法师请我去当福建佛协会长。实在无法推脱，没办法，我就去了。1998年，一届任满我就辞职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所有这些活动都不参加，我做不来，就静静地住在这里。 1996和1997年，我们在福建传了两次戒，其中在广化寺做了一次规范传戒，一百零八天，我去讲了几堂课。于是戒期结束后，有二十几个人来平兴寺来学戒。慢慢地人多起来，学习就进入一个规范的状况。我带着他们学戒律，一学就是十多年。 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么久了，随着国家的制度，弘法的一些法师们的态度，以及社会上人们信仰的程度，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佛教。早期佛法到魏晋南北朝时，就变成许多学派。到了隋唐，有了宗派的产生，这都是弘法人的思想使然。早期没有佛学院，最早是译经场的教育——就是翻译经典，印度来的一些大师和中国的一些大师，一边翻译经典，一边教育，慢慢形成一些格局，形成学派、宗派的产生。 佛教在中国经历很多朝代，有时候朝廷一松一紧。南北朝佛教发展就有些泛滥，所以有两次灭佛，北周武帝、北魏太武帝。原因是很多国家人员，经济导向都去发展佛教，搞什么石窟，历史记载：一个小小的洛阳就有一千多座寺庙。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灭佛。 唐代会昌法难，五代后周灭佛，常常变来变去，所以佛教地发展不得不适应中国人的一些性格，像禅宗兴起——中国人很喜欢简单，文字也好，经济也好，中国人又受老庄思想的影响，很多相关的意义能接受。宋朝以后，佛教慢慢就形成中国式格局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寺院，完全是一个中国体系，着装、丛林生活，与印度完全不一样，不得不适应中国本土。 随着社会的变更、转型，佛教也面临新形势，未来怎么发展？我们教内人对这些事也很担忧。现在，教制上也不适应这个时代，僧人该怎么做？往哪里去？以前寺院有土地，可以耕种，可以租赁，有办法生存；现在没有土地，寺院慢慢变成搞旅游了。过去丛林在深山老林里面，出来一次进去一次都不容易；现在无论在哪个地方，公路都开到山门口，游人熙熙攘攘地进入寺院，对寺院结构有一定的破坏。 平兴寺还好，杜绝旅游参观，我们在门口就有一个碑“寺院静修，谢绝入内”。寺院应该是保留清净的地方，信徒来我们接待，一般游人来我们不接待。所以这里相对封闭一点，有近400人在这里一起学习，最近在安居，我们时间安排得很紧。总体就这么一个情形。 记者：在办学过程中，一定是挺难的，看您的博客里经常提到“管理寺院难，管理僧人难”，这个“难”字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味道？ 法师：你喝茶，什么味道只有自己知道。 僧团的结构与学校、事业、企业单位性质不一样，僧人里面好管。我们这里三四百人，其实没什么事情。大家来自社会各个层面，从文盲一直到博士生都有，文化程度差距挺大，工、农、商都有来出家的；而且地区不同，家庭背景不同，信仰浅深不同，每个人的习气毛病也不一样，在一起生活很难，就有问题。比方说，两个人同住一个房间，一个习惯早睡，一个习惯晚睡，一个要安静地打坐，一个要出声诵经，这就出矛盾。社会上，一个家庭两三个人因为吃饭的事都会拉拔，一个要吃稀饭，一个要吃干饭，一个要吃面条，一个要吃饼……这么小的事都很难协调，我们三四百人住在一起，肯定会有问题的。怎么解决？只有牺牲个人，服从大众，才能和谐。 这么多年轻人，如果不去管理，肯定会乱得一塌糊涂。虽然寺院基本上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就这样也很难管。为什么？出家人，他天不怕、地不怕、死都不怕，父母不要了、家不要了，他怕什么？他无所谓的，死了也就一条命，大不了当和尚，所以就又很难管。 过去有句话，“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”，出家人很潇洒很自由的。他能适应你这里，与你有共识才会住下来。其实我们寺院还是比较好的，基本上没太大问题。合不来怎么办，调整房间就好了，闹意见之类的，其实都是小事情。修行上、见解上不一样，那才真难。至于怎么个难法，进入我们圈子才知道。 记者：戒是维持佛教最根本的，您刚刚也讲到，中国环境与印度不一样，尤其是现在更不一样，那么您觉得要维持哪些最根本的戒律呢？ 法师：其实我前面就讲了，社会变成这样子，已经转型了。 以前在深山老林里面生活很简单，只是白天出坡耕作，晚上回来坐香、睡觉，没其他事情，也没什么人干扰。现在已经变化太大了，说要持戒，一般人耐不住那种寂寞。 戒律很重要，佛教的庄严相是靠戒律来维持的。戒律不行，僧人庄严相没有了。庄严相没有了，社会就不会认可僧宝。出家人就应该持戒，否则人家就会批评，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，是对于出家人的基本要求。 现在网络走进千家万户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它已经进入社会了，手机与电脑同步发展。出家人学戒、学教、修行，好久都没见效，可是一玩网络就见效，马上就着迷了。社会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，修行就变得更加困难。佛教根本的东西理论和实践，变得很衰落，尤其是实践十分匮乏。 真正有修行有成就的人，感觉是不一样的，他身上有信仰的魅力。可是如今被网络影响的出家人跟世俗人一样，这样怎么可以？如果有了信仰，感觉就不一样，毕竟是个寺院是个修道场所，你感觉他有所成就、有号召力、有影响，这样才能推动佛教的发展。如果寺院与公司一样，方丈就是老板，当家就是经理，这就没意思了。 要有戒律庄严，维持佛教形象，然后要有真正修行的人，其次再谈做学术的事情。现在做学术的人很多，写文章大家都会。 记者：当年弘一大师曾经撰写了《南山律在家备览》，是在家居士认识戒律、受持戒律的宝典。在当今时代，社会环境变化巨大，对于居士来说，如何去受持戒律呢？ 法师：居士一般受五戒，所谓“三皈五戒”。 五戒虽然简单，其实它是根本。比丘戒很多，无非是从五戒开出来的——五戒是根本，其他戒是枝末，为了保护根本戒，所以才制订那么多。 比丘戒首先是保护根本戒，其次是要避讥嫌。当时印度社会对出家人有根本要求，出家人必须要听闻佛法、修行，不能从事生产。到目前为止，在印度修行人乞讨仍旧是民族习惯，僧人乞讨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。在中国，无论是从朝廷政府，还是老百姓，都觉得乞讨是很下贱的事。所以，因为各国习惯不一样，讥嫌的事情就产生了。 居士五条戒，杀、盗、淫、妄是根本，叫性戒，酒戒是遮戒。居士随分能做到的，尽力而为。现在，居士很想受戒，社会生活中却不容易做到。如妄语戒，你做生意、卖水果，人家问你水果甜不甜，你不能说水果很酸，酸谁买呀？水果放了几天，你说是新鲜的，无形当中就有妄语。实际生活就是这样，你不打妄语，生意没法做，还活不活了。现在人消费心理也有问题，说便宜他不要，说贵了反而要。我有一个亲戚在做生意，他说十几块钱的沉香，你要卖三百块钱很快就卖完了，但是卖二十、三十块，却没人要。我说这不是坑人吗？他说，东西是你自己看的，本来就是这样。原则上，我们不要害人就最好，像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在家居士吃素，也是汉传佛教的一个传统。所谓八关斋戒里面的“斋戒”是指过午不食。不杀生不吃肉是慈悲心的一种扩展，不愿去残害众生生命。偷盗、不与取，有主的东西不拿，不去侵犯人家的财产，它这里面很细的。 所以，居士能把五戒做好，对社会、对家庭都是很大的增上，很大的帮助。真正学佛学得好的，给工作家庭能带来很多愉快欢乐。如果学成半吊子那就麻烦了，会带来很大的负担。本来学佛是轻松解脱的事情，内心的一种法喜。如果没学好就会觉得有负担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 佛教本来是给我们解脱、清凉的，因为佛知道这样那样的行为会带来不好的结果，所以叫你不要去做，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，本来是这样。这么一想，我们伤害别人的生命，使别人不自由，将来也导致自己不自由。杀害动物、虐待动物，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好的。我们应该去保护它们，利益他人，这些本来就是很和谐的事情。能这么想，学佛就没负担了。 【注】本文来自弘化杂志。2012年6月22日，界诠法师接受弘化社参访时之开示录音，整理而成。本站编辑略有修改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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